“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奇迹”

发布时间:2024-12-06 03:42:59 来源: sp20241206

故宫太和殿。 故宫博物院供图

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。 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社供图

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入口。 故宫博物院供图

《安顺读书山华严洞图》复制件(局部)。 故宫博物院供图

2023年12月28日,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。一张张老照片,一份份文献档案,带观众走进90年前的历史现场。

1933年3月5日,由国营招商局派遣的江靖轮抵达上海金利源码头,船上满载着故宫的珍贵文物。漫漫南迁征程,拉开第一篇章。

20世纪30年代,为避日军侵略战火,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和古物陈列所、颐和园、国子监等处的1.9万余箱文物,开启了一场历时20余载、横跨10余省市、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。整个文物南迁过程虽历经艰难曲折,但在故宫博物院与诸多地方政府、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下,守护了国宝的安全,文物基本完整保存。

“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、范围最广、历时最长、影响最深远的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。”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。

为纪念这段值得永远珍视的民族历史,故宫博物院与人民日报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社在故宫文物南迁首站城市上海举办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。展览通过“国之瑰宝 烽烟南渡”“沪上四载 古物重光”“文脉赓续 生生不息”3个单元,以多元化的展示手段再现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记忆,带领观众重温先辈们为典守国宝而不懈奋斗、不惜牺牲的故事。

辗转万里护国宝

“我是1938年出生在故宫文物南迁途中,一路跟随双亲和南迁文物不断播迁长大的……”在展览开幕前夕的座谈会上,85岁的庄灵老先生讲述了他的南迁记忆,令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。

庄灵的父亲庄严,又名庄尚严,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,1924年参加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点查故宫文物的工作,1925年正式入职故宫博物院。

1933年2月至5月,故宫博物院文物分五批南迁上海,总计13427箱又64包。此外,还有古物陈列所、颐和园、国子监的6065箱又8包8件文物一同迁运。

庄尚严接到押运文物的指令,其中包括10件先秦石鼓。每件石鼓重约1吨,上面镌刻文字,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。石质表面多凸裂有缝隙,受压或摩擦容易脱落。如何将这些石鼓打包装箱,成为摆在庄尚严面前的一大难题。

经过苦思冥想、请教专家,庄尚严找到了包装石鼓的方法:先把极薄极软的绵纸蘸水浸湿,再用镊子把湿软的绵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;然后用薄棉花层层覆裹,包上四五层之多;再用糨糊黏好,用细麻绳捆扎停当;外面再用厚绵纸裱糊,用粗麻绳捆牢;再包上三四层棉被,并用粗麻绳扎紧。把包好的石鼓分别装进大木箱,塞紧钉牢之后,外面再用稻草覆盖,然后用钢条绑扎封死。经过这样严密包装的石鼓,虽历万里辗转颠簸,途中还遇到过翻车事故,却依然毫发无损。

展厅里的投影清晰展示了文物播迁经过路线图。1936年12月,存放在上海的文物运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朝天宫保存库。1937年,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相继爆发,文物分三路向西南地区疏散。南路文物溯江而上,初藏长沙,后取道湘桂公路,辗转于贵阳、安顺、巴县等地。北路文物沿陇海铁路西行,先存宝鸡,后穿越秦蜀古道,迁于汉中、成都、峨眉各处。中路文物沿江西上,初存汉口,中经宜昌转运重庆,又经宜宾转运乐山,秘藏于安谷。

1938年1月,庄尚严带着南路文物抵达贵州贵阳。同年11月,他的第四个儿子庄灵在贵阳出生。

1939年初,战火逼近贵阳,庄尚严护运文物迁至贵州安顺南郊的华严洞。1944年冬,日军攻陷贵州独山,庄尚严奉命押送文物迁往四川巴县(今重庆市巴南区)飞仙岩。

“这张照片是我家搬家时发现的。”庄灵指着一幅文物箱件装车的照片告诉记者,照片中的箱子不是木箱,而是此前为出国展览专门定制的铁箱。庄尚严负责护运的80箱文物都装在铁箱里,堪称故宫珍品,其中有散氏盘、嘉量、颂鼎等青铜重器,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巨然《寒林晚岫图》、崔白《芦汀宿雁图》、赵孟頫《鹊华秋色图》等书画名作。

西南地区气候潮湿,每逢晴和之日,庄尚严和同事们便将怕潮的书画、善本取出来晾晒。“每次晾晒的时候,父亲都会把我们四个儿子叫去,给我们讲解历代名画。”庄灵说,晚上睡觉前,父亲还会和四兄弟玩“名画接龙”游戏,考查他们对故宫名画知识是否熟记于心。

远渡重洋展华光

故宫南迁文物存放上海期间,发生了两件大事:一是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主持下,开展了严谨细致的文物开箱点查、编号造册工作;二是精选故宫文物远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。

这是故宫文物首次出国展览,社会各界十分关注。经过专家审慎考量,挑选出735件(套)参展文物,包括瓷器、书画、青铜器、玉器、织绣、古籍、折扇、景泰蓝、漆器等。

为了取信于民,在国宝出洋之前,先举办一次预展,将所有参展文物向公众“亮底”。1935年4月至5月,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(原德国总会大楼)举办。展览设6个陈列室,分类展示青铜器、书画、瓷器和善本图书等,各类展品分别按年代顺序陈列。预展会掀起了观展热潮,上海市民争相购票,一睹故宫所藏历代精品的风采。

1935年6月7日黎明,萨福克号军舰载运参展文物离开上海码头,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庄尚严随舰照料。7月25日,萨福克号抵达英国朴次茅斯港口。

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,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伯灵顿大厦举办,吸引了42万余人观展。

“这是中国文物第一次大规模出国展览,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。”故宫博物院原院长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”首席专家郑欣淼说,大多数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艺术品主要是陶瓷器,这次展览拓宽了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认识,他们观展后发现被其视为装饰品的玉器、珐琅器等亦有精美的艺术,尤其是认识到一直为西方所忽视的书画是中国艺术的主流。

展厅里展示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海报。海报主体画面为双骑吏,并点缀有飞鸟和奔鹿,这与中国古代画像砖上的图案极为相似。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徐婉玲告诉记者,经过研究考证,可以确定这张海报的设计者是林徽因。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画像砖研究是西方汉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。林徽因巧妙地把握住了这个学术热点,以画像砖为主题元素设计了这张海报,吸引大家来看中国文物展览。”

文物回国后,于1936年6月在南京考试院明志楼举办复展,让公众看到所有展品均完璧归赵。同年,商务印书馆印行《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》,著录展品735件(套),分门别类,中英文对照,供中外学者研究参考。

原藏于故宫文渊阁的《四库全书》,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集成之作。1933年至1935年间,商务印书馆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为底本,影印出版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,共计231种,分装1960册。“这张‘影印四库全书开始工作纪念’照片,是商务印书馆提供的珍贵影像。照片中,有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,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,还有故宫博物院的欧阳道达、庄尚严、梁廷炜、宋继隆。”徐婉玲说。影印珍本问世后,引起热烈反响。1936年3月,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赠送苏联列宁图书馆,成为中苏文化交流的宝贵证物。

1940年1月至1941年6月,故宫博物院精选100余件文物在苏联展览。此外,还在重庆、贵阳、成都等地举办多场展览。这些展览既鼓舞了全民抗战的士气,又向海外传播了中华文化。

中华文脉永流传

1945年抗战胜利后,存于西南各处的故宫文物集中到重庆。展墙上两张老照片,记录了故宫博物院职员与家属在重庆南温泉郊游的温馨场景。“这位戴帽子的是我父亲,他怀中搂着的是我。”凝视着这张70多年前的老照片,庄灵的思绪仿佛回到了童年。

1947年12月,南迁文物全部运抵南京,存入朝天宫保存库。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,部分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。

1949年4月26日,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告华东局、第三野战军政治部,命令联络故宫博物院科长欧阳道达,保护好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1万余箱文物。展柜里展示的档案,还原了这一历史细节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大部分南迁文物分三批运回北京。1950年1月,首批文物及器材1500箱北返。同年2月,故宫博物院从中挑选180件文物在乾清宫举办还京文物特展。1953年6月、1958年9月,第二批、第三批文物返京。历时多年的文物南迁,终于画上了句号。

“故宫文物南迁史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历史,也是国家、民族的一段历史。”王旭东说,“故宫文物南迁不仅诠释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号召力,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之时的团结力量;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灿烂文明,而且对其进行了有力的传播。”

“今天举办这样一个展览,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,非常有意义。”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冯明珠说,故宫文物南迁是联系两岸文化的纽带,迁台文物让中华文脉在台湾得以赓续传承。

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社总编辑盛若蔚说,希望通过展览,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不可磨灭的民族历史,让更多人感受老一辈故宫人“视国宝如生命”的典守精神,推动全社会共同守护好先辈留下的宝贵遗产。

(责编:王连香、李楠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