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约期满 “童伴妈妈”项目能否继续下去？

　　新闻调查丨合约期满 “童伴妈妈”项目能否继续下去？

　　2015年，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，也就是过去的中国扶贫基金会，启动的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“童伴妈妈”项目，到现在已经走过了8个年头。8年来，从1个省扩大到了11个省，从一二百个村子扩大到了1500多个村子，受惠的儿童多达80万。跟过去比，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当合约期满了以后，“童伴妈妈”项目是否能够持续下去？又怎么持续？

　　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地处江西中南、罗霄山脉东麓，是原中央苏区县、原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。全县现有留守儿童近4000名，50%分布在偏远山区。记者首先来到了万安县潞田镇下石村。在这里的“童伴之家”，一场防拐骗主题活动正在进行。

　　王满香，1975年出生，幼教中专毕业，在参与“童伴妈妈”项目后，成为万安县下石村一百多个孩子的“童伴妈妈”。

　　记者：今天这个主题活动怎么想到是防拐骗？

　　王满香：我们附近搞了一个红豆杉的旅游区，怕出现拐骗的行为，所以我想到了做这个活动。

　　2015年，“童伴妈妈”项目由原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，项目模式简单概括起来为“一个人、一个家、一条纽带”，其中“一个人”是指每个村都要由村里选出的一位本村妇女做爱心妈妈；“一个家”是指固定场所的儿童之家；“一条纽带”则意图搭建起贯穿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的服务网，使国家对儿童救助、保护、福利等政策能够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解决“留守儿童”因监护缺位而面临的成长问题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国家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、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，“童伴妈妈”项目也从当年的主要救困，逐渐转向了对农村留守儿童安全、学习、性格、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。

　　记者：爷爷奶奶怎么评价“童伴妈妈”？这些留守儿童他们的爸爸妈妈又怎么评价？

　　王满香：小孩子在家里老是看手机、看电视，爷爷奶奶就说，我就是喜欢把小孩子送到你这里来，因为这里可以学到知识，小孩子一起玩又很开心。外面的家长常跟我们联系，会给我打电话。

　　2020年，正当王满香越干越起劲、得到越来越多孩子和家长认可的时候，为期三年的“童伴妈妈”项目进入最后一年，项目即将结项。这意味着，万安县很大一部分“童伴之家”将不再得到基金会的经费支持，而“童伴妈妈”也不再续签。

　　王满香：差不多要到期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同一批的“童伴妈妈”跟我们联系，说这个项目结项了，到时候我们怎么办？

　　记者：但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呢，还愿不愿意接着做？

　　王满香：我是一直想做，要把“童伴妈妈”做下去。你把村里的留守儿童已经带得很好，人家的小孩子不孤独，人家每一个礼拜来你这里玩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　　作为公益项目，“童伴妈妈”项目最早的资金是由发起方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靠社会募集筹款，再与地方包括民政、妇联、团委、慈善组织等进行合作，资金压力始终存在。

　　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儿童发展项目部主任 问会芳：我们也很纠结，我们的同事也都非常不舍，觉得因为结项要放弃很多点他们也特别特别舍不得，就会把一些特别好的点继续留下。然后我们再通过社会募集资金，接着支持这个点。

　　记者：再继续去支持的，能有多大百分比？

　　问会芳：大概有50%吧。

　　记者：那为什么一定有这样一个退出机制呢？一直干下去不是更好？

　　问会芳：因为我们是社会募集的，是一个公益项目。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，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做了3年之后能够持续做下去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募集的资金也是有限的。我们也希望说在更多的点上去做一些试点，让更多的地方能够看到这个项目是有效的。所以我们又要做深，又要做面，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　　8年多来，“童伴妈妈”项目从最早的贵州一个省试点，扩展到2023年全国11个省。除了资金压力，项目本身也更注重示范作用，希望各地通过试点看到效果，自己复制推广。

　　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 秦伟：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项目结束之后，“童伴妈妈”脱掉“童伴妈妈”的工作服，不能够再为孩子们提供这样的服务。

　　记者：甚至“童伴之家”都有可能关门？

　　秦伟：是的，这样一个挑战就不仅仅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一家的事，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带动所有的项目相关方，地方政府、村里面、县里面、县项目办，包括省民政。

　　在村里的“童伴妈妈”前途未卜时，事实上，乡镇一级已经在考虑未来该怎么办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潞田镇党委书记 郭海云：当时有一个家长跟我们说起，如果这个项目停掉了，如果我们这个项目真的缺钱，她说她宁愿自己不要工资回来。当时听了这个话，我们乡镇干部心里是酸的。

　　记者：这个困难最主要的是什么？

　　郭海云：这个困难最主要的就是长期的持续性。

　　记者：长期的持续性中，您认为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？

　　郭海云：就是资金的问题。

　　万安县民政局局长刘志辉当年还在乡镇做党委书记，他也对当时的情形印象深刻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民政局局长 刘志辉：我们地方财政的压力太大了，一个点一年运行费用就要几万块钱，5万块钱，我四个点一年要多少？我这个乡镇的财政收入一年是多少？我们都要算过数的，我要保障整个乡镇的运行，我要额外再拿出资金来弥补“童伴妈妈”的运行，那多大的压力。所以这是很困惑的一个问题，不是说我一个乡镇，可能涉及全县，每个乡镇都有。
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相关情况和诉求通过乡镇进一步向县一级党委政府反映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潞田镇党委书记 郭海云：我们通过人大会、政协会包括各种的领导调研或者座谈会的形式，向县委进行汇报。

　　记者：主要是汇报什么内容？

　　郭海云：看能不能从县一级层面统筹解决好这个问题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负责慈善、儿童福利以及“童伴妈妈”项目的万安县民政部门，也在争取县里的支持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民政局 二级主任科员 肖小莲：当时我们也向县委县政府打了报告，资金解决这一块，也考虑到我们这个项目，乡镇、村民还有乡村两级都非常支持，也有迫切需要。

　　2020年，在了解到家长的迫切需求，广泛听取了乡镇党委和民政的意见，万安县委县政府决定，把合同期满的“童伴妈妈”项目，由县财政接手过来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原项目办主任 刘冠红：当时县里面两办就出台了推进“党建+农村幸福社区”的一个实施方案。

　　记者：这个方案跟“童伴妈妈”项目是什么关系？

　　刘冠红：“党建+农村幸福社区”里面涵盖的内容，就是聚焦老、小这两块。

　　记者：是把“童伴妈妈”涵盖进去了吗？

　　刘冠红：“童伴妈妈”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。

　　刘冠红，曾任万安县民政局“童伴妈妈”项目办主任，2020年负责县委县政府支持“童伴妈妈”项目所做决定的细则起草。

　　刘冠红：它是参照原来的“童伴妈妈”项目资金纳入财政预算，当时是按照扶贫基金会原来5万元一个点，由财政每年纳入预算。“童伴妈妈”的培训、“童伴妈妈”的活动经费，还有“童伴妈妈”工资这些都统统纳进去。

　　按照县里的计划，不仅要接手“童伴妈妈”项目，还要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，增加点位。但决心已定，钱从哪里来？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县长 巫太明：这个钱，我们一方面是从政府里面拿出一部分的专项资金；第二，我们其实很多在外的乡贤也非常关心重视这项工作，因为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小孩也是留守儿童，可能有些是他们亲戚朋友的小孩，也是留守儿童；第三个我们还借助于三峡集团，因为三峡集团到2023年为止，在万安县帮扶了20年，我们也从他们的帮扶资金里面，专门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做“童伴妈妈”这项工作。

　　陈迪于是中国三峡集团在万安挂职的副县长，据他介绍，从2020年开始，三峡集团每年对万安县“童伴妈妈”项目进行资金支持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委常委 副县长 陈迪于：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履行社会责任，就是要想尽办法谋划好的、有意义的捐赠项目。2019年，当时我们三峡集团派万安县挂职的干部赵明浩同志，当时到万安乡镇调研的时候，了解到“童伴妈妈”这个项目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，还有助力脱贫攻坚这块，确实有着积极的作用。所以当时他看完之后就立马决定，后边一定要资助这个项目。在2020年，安排了50万的资金，2021年还有2023年，在这两年又安排了130万用于“童伴妈妈”这个项目。

　　为保住“童伴妈妈”，万安县不仅将资金支持纳入到县财政预算，2022年更写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列为“民生实事工程”，“由县、乡、村三级书记主抓”。

　　记者：把支持“童伴妈妈”项目这个工作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　　巫太明：那就意味着政府要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，来共同推动这项工作，真抓实干，而且是要交账的。2024年全县人大会开会的时候，我还要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实事哪些完成了，哪些没有完成。所以我们平时的工作调度，也是把它列入我们重点督查督办的一个重要的事项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民政局局长 刘志辉：如果进入政府工作报告那是要实施的东西，就是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的每一项东西都要兑现的，都要面对老百姓。有没有按照县里面的要求，民政这块也好，有没有去落实，它要考核的，我们要考核，那就进入这个考核体系了。

　　2021年4月，还没等王满香为三年合约期满后自己的前途另做打算，万安县已经通知，政府会为她以及和她一样的“童伴妈妈”继续提供工作支持和每月的补贴。

　　记者：那你在微信里你跟她们说的是什么？怎么让她就吃了定心丸？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“童伴妈妈”项目办主任 朱虹云：跟她们说了一句，7月份开始咱们工资就在“党建+农村幸福社区”发了，让她们准备一张银行卡，跟之前的那张银行卡就不一样了，换了一个银行发。

　　截至2023年底，万安县共有47个“童伴妈妈”项目村，覆盖了全县100%的乡镇，35%的行政村。其中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支持17个项目村，县财政支持25个项目村，另有5个项目村资金来自省慈善总会筹资支持。

　　从过去由社会组织设计、试点，到地方政府启动行政力量推动“童伴妈妈”项目，万安县态度明确，不仅将此事写入了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而且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项目的要求培训人才，建立一支由“童伴妈妈”组成的乡村女性“专业化工作队伍”。

　　曾琴，万安县沙坪镇增仚村的“童伴妈妈”。这一天，她要到村组入户家访，了解一个留守孩子近期的情况。

　　与曾琴同行的是村支书胡飞，通常在“童伴妈妈”还不熟悉情况时，他也要一起入户，但这次则是因为这个孩子及家庭也是村里重点关注的对象。

　　罗健初中毕业一年，没有继续读书，最近他在万安县城学习汽车修理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村了，曾琴希望借这次机会了解他现在的生活和心理情况。

　　曾琴告诉我们，大约10年前，罗健的父母相继从家里离开，此后音信全无，再也没有回到村子。

　　罗健带我们来到了他和父母、奶奶曾经居住的老房子。奶奶去世后房子不再住人，已经荒废，但罗健还一直随身带着门钥匙。

　　记者：他们走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，儿子我们上哪去，啥时候会回来？

　　罗健：没有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我妈是先走的，她也没跟我说什么，就走掉了。我爸晚上回来之后，第二天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就骑车走掉了，一直也没说什么，就没回来过了。

　　深深的伤害让罗健不堪重负。此后，年幼的罗健和弟弟只能跟着奶奶一起生活，后来奶奶去世，兄弟俩由大伯继续抚养。

　　记者：内心深处你不渴望像别的孩子一样都有妈妈？

　　罗健：不渴望。

　　记者：怎么会呢？

　　罗健：习惯了，可能就这样一直跟我奶奶生活，就待习惯了，毕竟十几年都没见了。我奶奶去世的那天，我在想爸爸怎么不回来，我奶奶也一直在等，每次过年的时候，我奶奶就坐在门前等着我爸爸回来。

　　2018年，刚刚成为“童伴妈妈”的曾琴入户家访，也是在这间老房子里第一次与罗健见面。

　　曾琴：我刚开始去的时候，我跟他沟通，一问他，不是的话，他就是摇头，如果是的话他就点头。眼睛也不敢直视你，看起来非常内向，有点自卑。

　　因为罗健的特殊情况，曾琴首先想到从“温暖”入手。她常常家访，关心罗健的生活，倾听他的需求和愿望。慢慢地，罗健从对“童伴妈妈”拒绝到亲近，有什么话也愿意跟曾琴讲了。

　　记者：面对这样一个特案，采取什么样的特殊方法让这些孩子心暖起来？

　　曾琴：我就是天天去，每个礼拜都去他们家，比如说去帮他们折折衣服，陪他们聊聊天。过生日的时候，就跟他大伯说，我说明天罗健的生日，你把这两兄弟带到“童伴之家”来。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好大的蛋糕，那上面写着“小健生日快乐”。当时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一打开那个盖子，他就这样傻傻地看着，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蛋糕似的。后面我就问他，我说罗健你是不是没有吃过蛋糕，他就摇头，他说没有。然后叫他许了愿之后，我们就叫他吹蜡烛。当时我们吃蛋糕那个情景非常开心，他吃着吃着蛋糕，我把蛋糕抓了一把往他脸上一抹，他就笑了。点点滴滴，两兄弟对我产生了一种信任关系，我们也就拉近了，好像有一种亲子感情一样。

　　在做“童伴妈妈”之前，曾琴就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她也曾外出打工，自己的孩子当年也是留守儿童。返乡后，她感受到陪伴对于孩子的重要作用，成为“童伴妈妈”让她更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。

　　记者：你们觉得有了“童伴妈妈”之后，罗健这两个兄弟他们有变化吗？

　　二伯母：很大的变化，说他比较听话了。原来脾气暴躁，说他就发火。“童伴妈妈”经常会来家里，关心他，开导他，跟他说说话。她脾气非常温柔，说的话哪个孩子不喜欢听？人又长得很可爱，脾气又非常温柔，我都很喜欢她，不要小孩说，我都喜欢她。

　　罗健的亲戚告诉我们，罗健从小不爱读书，一直想要辍学，“童伴妈妈”不断劝学他这才读完了初中。初中毕业后，渴望独立的罗健跑到广东寻找打工的机会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也是曾琴和大伯一起将他劝了回来，让他在本地学习一门手艺。

　　记者：突然面对像罗健他们这样一种特殊家庭、特殊的孩子，你会不会感到很困惑？怎么帮他们啊？

　　曾琴：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上面的培训，发生了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，也不知道运用这里面的知识，沟通、情绪，还有同理心、专注，去倾听他心里面的内在需求，所以没有学这些东西，我们都无从下手。

　　曾琴告诉我们，照顾留守儿童需要情感的投入，更需要科学而系统的培训。入职“童伴妈妈”项目后，她参与了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专业培训，包括儿童心理学、沟通技巧等方面的内容让她受益匪浅。

　　记者：所以你都经过了什么样的培训？

　　曾琴：刚开始是采集信息的培训。

　　记者：教你怎么入户对吧？

　　曾琴：对，后来就是沟通技巧，怎么样跟家长沟通，家长不理你，你去家访小孩子不理你，他躲在角落里，你要用什么样的沟通技巧去说服家长。还有一个情绪管理，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对我们做“童伴妈妈”初期非常的重要。

　　为了培育出一支由“童伴妈妈”组成的乡村女性“专业化工作队伍”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为“童伴妈妈”项目建立了标准化的培训体系。

　　记者：比如说你们通过严格的选拔之后，我成了“童伴妈妈”，我有爱心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，你怎么给她赋能？

　　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 秦伟：我们技术援助团队主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培训。我要给你初级培训、中级培训、高级培训。后面的话，你做了一定时间了，我们会遴选20%优秀的“童伴妈妈”做骨干培训。因为“童伴之家”的活动会分层级、分方面的，会有心理的、安全的、阅读的、美育的，专题的培训。

　　在县里接手“童伴妈妈”项目后，除了协调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进行标准化培训，还联合教育、人社等部门组织专项培训。

　　曾琴：我们县里面的心理咨询师，每个月下乡，去给家长还有老师培训，包括我们县项目办的督导会，都会请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给我们讲课。所以对心理学这一块，我们又更上了一层台阶。

　　记者：所以你才说你这个“童伴妈妈”工作起来不是孤军奋战。

　　曾琴：对，而且镇里面有一些关于儿童的培训，他们镇里面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我，叫我去多学一点儿童方面的知识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民政局局长 刘志辉：我们分两块来，第一块就是线上和线下。按照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给我们培训的，我们之前有一批“童伴妈妈”，这批“童伴妈妈”很好的。而且我们还有“童伴妈妈”走出去的，去北京，还有去其他一些地方学习的，她们学习回来之后很兴奋的，开阔了她们的眼界，说下一步要怎么干。第二块我们叫帮带培训，就是老“妈妈”带新“妈妈”。

　　县乡村三级的支持与培养，曾琴迅速成长，她不仅完成了“童伴妈妈”的全部进阶培训，而且还成了培训师、督导师。2021年她入选了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“优秀童伴妈妈”。

　　曾琴：以前的话坐在下面都是听老师讲，到了后来，要我们自己去跟新的“童伴妈妈”讲了。

　　记者：这就是叫培训师。

　　曾琴：是。然后再到后面的督导师，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培训，因为我是督导师，也是高级的督导师，我们是要对外输出的，就是带领别的省的“童伴妈妈”，我们在线上给她们一对一服务，去辅导她们。所以这一路走来也是非常艰辛，但是我感觉这一切都是值了，不仅自己提升了很多，同时也帮助了更多的“童伴妈妈”，也提升了她们自己。

　　为了支持“童伴妈妈”，也为了把村里的“童伴之家”打造成“党建+童伴之家”的示范点，增仚村划出了四个网格，由小组党员+志愿者划片，采用网络微格管理，不仅承担起“童伴之家”的水、电等费用，还对突发事件，协同处理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沙坪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 刘海：相关的场所、人员配备，村两委干部协助在村一级引导好“童伴妈妈”事业的发展，要配合我们的“童伴妈妈”，对当前的留守儿童在节假日要开展一系列的文体活动、劳动活动等。我们要求是每个月至少15次以上，也是纳入我们对村的月度考核。第三个内容就是要保护好，在我们辖区范围之内，如果留守儿童在不管防溺水也好、相关的一些生活安全也好，如果发生了一些伤亡事故，这个是底线责任，在年底的评选评优是一票否决的。

　　为了接续“童伴妈妈”的项目，万安县不仅为合约期满的“童伴妈妈”提供了资金支持，科学的管理，而且在搭建人才梯队的同时明确提出阵地建设，也就是要继续复制和推广这个项目。到目前为止，在全县已经有47个村子建立了“童伴妈妈”点，其中有25个是万安县自己所为。

　　有了各地政府的支持，有了社会资本的助力，“童伴妈妈”想要长线坚持，还离不开严格的管理和监督考核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民政局局长 刘志辉：这块工作我们是有考核的机制，包括我们还会不定期、不定时地进行抽查，看她们是否在岗。我们还会看对孩子的一些教育，就是在此期间她们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的过程。这个跟她的绩效肯定是挂钩的。

　　万安县下东村的这间房子，原本被用作“童伴之家”，但民政部门在抽查中发现了问题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民政局干部 肖小莲：当时我们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没有电话通知，我们直接到的，老人都在这里打牌，地上有烟头，桌子上都在打牌、打麻将。

　　记者：那如果说按照“童伴妈妈”这个项目的标准，建“童伴之家”点的标准，它是否达标？

　　肖小莲：不达标。面积是够了，但它不是独立的。因为老人也在这里活动，我们这里配的什么跳跳杆、足球、篮球，配的小孩运动的器材也比较多，老人在这里走来走去，周末的时候开展活动，可能就很容易撞到老人。那么小孩会受伤，老人也容易受伤，所以有安全隐患。

　　问题一经发现，下东村立刻整改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高陂镇下东村村支书 郭志福：他就坚持，就是说你们再这样下去我就关掉你们，我就不同意了。我说不管怎么样，我想办法也要找到另外的场所。

　　记者：你当时作为村支书，你没有意见吗？脸上有没有挂不住？

　　郭志福：并不是说挂不住的问题，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留守儿童的问题。上户也好，去走访也好，老年人在家里，这个小孩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好多小孩我看起来，没有“童伴妈妈”的带领，留守儿童没有健康成长。所以我一直是厚着脸皮我都要坚持下去。

　　不合适的“童伴之家”不仅很快被安置到了条件好的村小，与此同时，原来的“童伴妈妈”也换上了新人。

　　记者：因为你不是这个村子第一任的“童伴妈妈”，而是前面的不太合适，调整过来以后你做的新“童伴妈妈”，所以你在上岗的时候，心理如何？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高陂镇下东村“童伴妈妈” 曾小芳：压力非常大。我怕我做不好，所以我不断地学习，我们县“童伴妈妈”项目办也有派人来一对一地教我。

　　这是曾小芳请来消防员在为孩子们讲解消防知识，现场教会大家如何使用灭火工具。

　　严格对标工作，曾小芳很快适应了“童伴妈妈”，而且在完成多项规定动作的同时，还积极主动设计，让“童伴之家”的“主题活动”更加务实、鲜活、生动。

　　这里是万安县涧田乡晓东村，2021年，参照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模式，万安县在这里新建了“童伴妈妈”项目点。但在此之前，晓东村并不符合设点标准。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涧田乡晓东畲族村党支部书记 雷明生：因为上面来踩了点，第一个，就是我们当时“童伴妈妈”的基础设施建设，阵地这一块也不够健全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学校还没有建好。另外一个，通过摸排，留守儿童的人数也达不到标准。

　　应县里邀请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问会芳来晓东村调研“童伴妈妈”项目复制推广情况。

　　万安县制定的“童伴妈妈”项目实施细则，借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标准，对于留守儿童数量、场所面积和安全性、基本设施设备等都有相应规定。为了能够达标，晓东村首先从硬件开始改善。

　　晓东村的这所小学如今只有一年级、二年级，本学期共七个学生在这里就读，教室被安排在二楼，而一层则给了“童伴妈妈”项目使用。每到周末，在外读书的孩子回到村里，“童伴之家”的存在，让这里比平日里更加热闹。

　　雷明生：学校当时的预算没有说“童伴妈妈”跟教学点在一起。我就看到它教室比较多，有多余的教室，条件比较好。我说我这个点，要把它搬到学校。我就找中心小学，因为是中心小学校长管理负责，他说他要问到上面，他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，有一定的责任。他问到上面，上面也比较支持。

　　在硬件日渐完善后，尽管留守儿童数量还达不到标准，但雷书记依然积极申请“童伴妈妈”项目。

　　雷明生：我们的家长也有这个要求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孩子在学校，礼拜六礼拜天在家里，没事干就整天玩手机啊。有个“童伴妈妈”给他们管理，同时又能够教育，那不是两全其美吗。那边可以安心去做他们的农活，做他们的事。

　　记者：当时有没有这个思想准备？不管你怎么呼吁和争取，可能也争取不来。

　　雷明生：我就是这么想，哪怕是今年没有争取到，下一年我一定要争取到。

　　晓东村距离县城70多公里，是万安县最为偏远的山村之一，交通十分不便。另一方面，晓东村也有着独特的优势，它是少数民族畲族村，也是万安县的“红色名村”。1931年，在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过程中，毛泽东和朱德曾率部在此休整，待机歼敌。

　　问会芳：这个地方有自己的民族特色，因为是畲族，还有红色文化，所以在他们日常开放童伴之家，以及打造主题活动的时候，除了我们规定的动作，他们还有自己特色的，结合当地的活动，给孩子们更丰富的视野和活动。

　　从理念上讲，“童伴妈妈”项目从2015年设立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就希望各地能启动自身造血机制。而万安县的做法，让项目发起者看到了希望。

　　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 郑文凯：“童伴妈妈”项目给我们的启示还是挺重要，就是我们的项目对于整个乡村需求，不仅是现在，未来也是，我们能筹集的资源杯水车薪，整个公益机构能筹集的资源对于乡村需求来说也是杯水车薪。但是我们怎么样能通过让我们这个项目做得更有意义，更有示范性，更能够牵动各方的心，更能够得到各方的认可，特别是党委政府支持，这个是重要的，这也是基金会存在的价值，是我们公益机构做项目的价值。

　　“童伴妈妈”项目要落实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与温暖，更要对孩子们帮心和扶志。那么，留守儿童一天存在，“童伴妈妈”项目能否不断接续？记者在结束采访前也特别询问了万安县县长巫太明。

　　记者：县里面对于“童伴妈妈”这项工作的支持，它会不会坚持下去，是不是一个长线的行为？

　　江西省万安县委副书记 县长 巫太明：这肯定是一个长线的行为，只要群众有需求，只要我们的留守儿童有需求，我们就一定会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，而且会越做越好。

　　记者丨长江

　　编导丨长江 冯健

　　摄像丨陈雷 陈逸哲

　　来源：央视新闻客户端

【编辑:曹子健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