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：2024-12-16 02:59:30 来源: sp20241216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霍思伊
发于2023.11.27总第1118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2023年春节刚过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武汉大学(以下简称武大)校长张平文就下到学校的职能部门和学院进行了一轮调研。在这一个多月前，他刚刚从北大副校长的位置上离任，南下履新武大，成为中部地区最知名高校的新掌门人。
作为曾经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和系主任，张平文自1992年从北大数学系博士毕业后即留校任教，历任北大科学与工程计算系主任、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、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，2019年12月，升任北大副校长。北大期间，他推动交叉学科平台建设、探索数学基础研究拔尖人才的培养方案、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研究。2022年12月，从湖南长沙县考入北京近40年后，他回到离家乡仅300余公里的地方，面对全新的挑战。
“珞珈之山，东湖之水，山高水长，流风甚美”。武大的历史可追溯到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，到民国时期，作为首批“国立大学”之一，国立武汉大学迅速发展成一所拥有文、法、理、工、农、医六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。当时，武汉地处“九省之中央”，武大在全国的地位也与之匹配。
2023年11月29日，武大将走过130载。今天上午，武大1987级计算机系校友，小米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向母校捐赠13亿元人民币的消息刷屏。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时，张平文称，武大更需要发展的是基础学科，最终，雷军同意拿出全部捐款额的三分之一，专门支持基础学科。张平文指出，武大当下的发展重点是服务于重大国家战略，以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。
中部地区最缺什么样的人才，
武大要培养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到武大任职已将近一年，武大当前的战略定位和面向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？
张平文：我对武大现在总体的发展态势比较乐观。武大已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条件，在未来5~10年有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。这是我们制定的时间表。关键是，武大要通过怎样的路径去实现这个目标。
我认为，最重要的一点是服务于重大国家战略。武大地处湖北武汉，每年的本科生生源中，来自湖北的学生占了约五分之一，以武汉学生为主；其次是周边省份如湖南、河南和江西，这三省的生源占比远大于其他地区。因此，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典型的全国性大学不同，武大的服务对象，核心在武汉和湖北，然后是整个中部地区，最后是全国。从国家战略的角度，武大服务的重心是如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。
中国当下的经济有四极：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和成渝地区。但湖北、湖南和江西的“长江中游城市群”应该成为第五极。一方面，从区位来讲，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，从这里去往任何其他四极，乘高铁都在4小时以内，坐飞机少于2小时；另一方面，湖北、湖南和江西当下的交流、互通远不如长三角紧密。为什么“长江中游城市群” 还没有上升为显性的国家战略，中部地区未来应在哪些领域加强合作，武汉大学应当在解答这些问题上发挥我们独有的作用。
所以，我来到武大后，就着手推动筹建 “中三角双一流大学联盟”，想要把鄂湘赣三省的“双一流”大学团结到一起，共同研究三省的产业链如何协同，科技领域如何加强互补，培养人才怎样和当地产业配合。也就是说，创新链、产业链和人才链如何有效融合。大学是教育、科技和人才“三位一体”的地方，一方面，要培养拔尖的创新人才；另一方面，也要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。武汉、湖北乃至中部地区现在最缺什么样的人才，武大就要培养这类人才，要尽快“补短板”。
一所大学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思路，和其所在的城市高度相关、同频共振。民国时期，武汉经济发达，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国际化城市，当时有“大上海”“大武汉”之说，那个时期，武汉大学的地位是与武汉市的城市定位相匹配的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今天，武汉市又有了新的发展契机，武汉大学要成为城市发展的先锋队。
有高水平学者，才能实现交叉的价值
中国新闻周刊：大学要想服务于国家战略，在科研模式与学科建设上，是否要与传统的自由探索型风格有所区别？武大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？目前面临哪些难点？
张平文：国家重大战略的共同特点是复合问题导向。它们面对的都是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大问题，需要跨学科的解决方案，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。所以，在解决“大问题”的过程中，自然会形成交叉学科。交叉学科发展成熟了，就变成新兴学科。现在，我们就是要利用好武大学科综合的优势，推动学科交叉融合，主动解决国家和地方发展过程中的难题。
老实说，在一些传统专业，有的老师在舒适区里待得太久，思想不够解放，没有意识到任何学科的发展都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。所以，在顶层设计上，我们要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去激发他们变化。今年9月，武大成立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。
作为一个研究机构，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首先，它在学校内培育卓越的交叉文化。我们要邀请一些有交叉想法的优秀专家来作学术报告，促进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对话。交叉必须是高手和高手间过招，首先要让高手们相互认识，彼此建立连接，特别是为一些高水平的年轻人创造契机，认识之后才能建立互信、有合作的可能。发展交叉学科，文化建设是根本，这是最基础的、也是最艰难的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第二，对机构的管理，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。因为研究内容是交叉方向，涉及多方利益，也会触动到原本的院系建制，所以交叉学科研究院比传统院系更难管理。必须找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来协调，既要能管得住，还要把人的关系处理好。
另外，在对学生的管理上也存在难点。交叉学科研究院招收的学生涉及跨院系培养，这个过程中会碰到很多新的问题。我曾注意到有的高校存在这样的情况：一位物理学院士培养了一名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的学生，他觉得这个学生的水平很好，但授予学位时，物理、生命科学学院都认为这个学生研究的不是本学科，导致他难以毕业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我们要在交叉学科研究院下单独设置一个学位委员会，这里有生命科学、物理、数学、计算机等各种学科的委员。在单一学科体制下走不通的交叉人才，可以在这里得到有效的评估。
第三，要去主动谋划一些新的交叉学科。一些重大的交叉学科，原本可能是老师自发的行为，如果学校没有去“有组织”地支持，这些学科是做不大的。例如，现在大家都意识到“临床医学+X”很重要，但临床医生非常忙，不会有时间投入交叉研究，学校就要主动组织生命科学、工学等其他学科的老师，去解决临床医学的问题。我们已步入以多学科交叉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大科学时代，要以学科交叉为抓手探索创新前沿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提到给学生授予交叉学科学位的困难，这本质上是评价体系的问题，建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后，应如何设计一套专门针对交叉学科的人才评价机制？
张平文：交叉学科研究院有一套自己的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，也有自己的学术委员会。我认为，真正有价值的交叉学科研究，是所有领域的科学家都会觉得好，不存在评价体系的问题。但目前，绝大多数老师还做不到这一点，多数能达到第二个层次，即在某一个体系下被认同，但这还不够。交叉学科研究院存在的意义，就是如果所有地方都不认为你的研究有价值，还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。
当然，也不是任何人都值得鼓励，必须要针对真正有潜力的交叉人才，这就是设计这套评价体系的难度所在。我不认为每所大学都必须成立一个交叉学科研究院。有顶尖高水平学者的地方，才能实现交叉平台的价值。他们要有足够的见识，保有开放的心态，去支持弱势的、新生领域的生长，在萌芽状态去鼓励它。但我也有一句忠告：对于从事交叉研究的年轻学者来说，也不要把这种鼓励看得过重，不要觉得自己水平真的很高，要追求更高的境界，真正好的东西在哪里都会被认同。总的来说，对交叉学科研究院的这套评价体系，要辩证看待。
应厘清学院和科研机构的权责关系
中国新闻周刊：当下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日新月异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速度远超大学课程更新速度。毋庸置疑的是，人类社会正步入以数字化、智能化为特点的“数智时代”。你长期研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，能否谈谈大学教育要如何适应这个新时代？
张平文：当下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数字化、智能化，这是新的时代需求。武大在培养数字化、智能化人才方面有很多学科优势，最核心的学科如数学、统计、计算机、信息管理等都是武大强项。同时，数字化、智能化发展需要数据，而测绘遥感是获取大量原始数据的有效方式。武大的测绘遥感学科常年居于全国第一、世界前茅，实力强劲。另外，当下世界各国博弈的焦点，集中在数字规制、数据主权等法律相关问题，武大的国际法学科历史悠久，全国知名。这些都是武大的学科优势。下一步，学校能否把这些优势集合起来，有效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优势，还需要采取很多配套措施，我将其总结为四个关键词：全覆盖、去凝练、建平台、要共享。
一是“全覆盖”。几乎每个学科都会受到数字化的影响与冲击，因此，应加强武大所有学生的数字思维培养。
二是“去凝练”，数智科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，现在还没有进化成一门内涵明确的科学，很多知识点分散在不同的课程中，既有技术问题又有治理问题，体系相对松散。武大组织了几十个专家去重构培养体系，将300多门涉及数字化、智能化内容的课程凝练成了核心的18门课，并为每门课程制定了教学大纲和教材。这个过程很不容易。
三是建立专门的数智科学实践平台，在学生建立数字思维的过程中，首先要有平台，其次是算力支持和算法模型，然后是应用场景。
最后，需要明确的一点，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赛道火了以后，很多学科都想发展出自己的数字化、智能化方向，比如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新成立了智慧水利系，经济与管理学院要开发数字经济，医学院要开发智慧医学，但实际上，并不是每个传统学科都需要建一个相关专业。武大的做法是让各学院提要求，学校组织专家来研发课程，然后进行课程、平台的共享。
大学在推动数字化、智能化人才的培养上，首先需要明确不同类型的人才，我认为主要有四种：一种是所谓“全覆盖的人才”，培养所有学生都须具备的基本数字素养。第二种是培养专门的核心技术人才，比如算法、大模型和法律方面的人才。第三种是赋能型人才，比如智慧水利人才。第四种是应用型人才，尤其一些人文社科领域，像新闻专业学生现在都在向融媒体人才转型。
其中，对于第二种专门技术人才的培养各校做法不同，有的学校通过改造原有专业或新建专业来培养，有的学校专门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。总的来说，在当下学科还没有成熟的背景下，就会出现这种“百花齐放”的局面，所有与数字化相关的领域都会如此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武汉大学素有改革创新的传统，无论建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，还是推动数字化教育改革，都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。但系统性的改革需要更高层次的整体谋划布局，自去年底来到武大以来，你在学校都推动了哪些体制机制改革？
张平文：我一来到武大，首先解决的就是理顺三大关系，这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：学校和企业的关系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关系、院系和科研机构的关系。理顺三大关系的目的，是可以更好地进行“有组织的科研”，这是服务国家战略所需的科研组织模式。
一个大学要去进行“有组织的科研”，需要解决三个问题。首先，要明确需求来源，“有组织的科研”一定是问题导向的，需求来自哪儿？要从政府、企业和社会中去寻找。所以，武大未来要出台对校外科研机构的管理办法，要在开发区建设异地科研机构。我们要把一些科研机构建在企业周边，在地对接需求，让科研离“真问题”更近。
其次，建立团队。“有组织的科研”需要的团队不能只要大学内的科研人员、只有“写文章的人”，还要有开发人员、工程师和专门服务企业的人，其中一些人可以放在异地科研机构，这就形成了学术链、创新链和和产业链的融合对接。
另一方面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要厘清学院和科研机构各自的职责定位和关系。院系的第一要务就是人才培养，第二要务是学科建设，相较而言，“有组织的科研”主要以科研机构为依托。武大内部有大量的科研机构，大部分是虚体机构，少数是实体机构，但我认为，“有组织的科研”需要加强建设实体化的科研机构，给予科研机构独立的空间。
实体机构内的人才怎么管理？必须采取双聘制。现在的情况是，有些科研机构里的科研人员不怎么上课，或是仅仅为了评职称而开课。实行双聘制后，科研机构老师的教学工作改为由学院来负责。我们正在推进定岗定编工作，未来要对人才分系列进行管理。
此外，人才培养必须由院系来主抓。过去，有些研究机构招收研究生，但缺乏管理权责，导致学生难以评奖学金，难以得到充分管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要求，所有研究生必须在院系注册，由院系管理，这叫回归本位。这样研究机构的定位也明确了，主要做“有组织的科研”，而不是和学院的功能混同。可以预料到，这些改革会碰到很多困难，触碰一些研究机构的利益。总的来说，我认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，解放思想了才能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。
武大需要提升学科“智力密度”
中国新闻周刊：根据学校规划，2023年是武汉大学的“学科建设年”，请你介绍一下武大当前的学科建设，仍存在哪些短板？如何进一步提升现有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知名度？
张平文：今年，我们确定了武大的发展要以学科建设为抓手。学科建设的核心就是两点：第一是培养人才，第二是产出科研成果，因此，“人”是学科建设的核心，要着重加强队伍建设。武汉大学在“人才强校”方面，过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，现在人才数量增加了，但缺乏“高峰”。
由于区位因素的限制，相比东部地区，武汉的发展还有较大差距。年轻的拔尖人才还是会优先选择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。这对于武大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。举例来说，腾讯“新基石研究员项目”是一项旨在稳定支持原始创新的资助项目，选拔出了很多拔尖人才，这两年，每年北大、清华获资助的人数都在6~8名，武大今年首次有一名学者获得资助。
武大现在最缺的是真正高水平的学术领军人才，比如院士或未来可能成为院士层级的人才。一个学科发展的好坏，是由学科最高水平的人来决定的，我称之为“智力密度”。武大约有三分之一院士来自测绘遥感学科，这就是学科优势的最大保障，这么多高层次人才集中，使武大在该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很大，青年人才会觉得来这里发展空间很大。武大要建设更多这样的王牌学科，要提升每个学科的“智力密度”。
作为校长，我要做的事情有两件：一是对还缺乏领军人才的学科，帮助他们引进领军人才，将学科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；二是对于已经具备顶尖人才的学科，要去进一步帮助它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和学科梯队，如果还没有形成，要找到困难在哪儿。我们既要引进人，也要团结人、培养人，让人才“冒出来”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当下的学术生态不太适合一些基础学科的“最强大脑”，为了留住这些领军人才，通过学科建设，武大要营造出怎样的学术环境？
张平文：对武大这类综合性大学而言，基础学科是最重要的。我认为，基础学科的发展主要靠“养”，学校要建立起良好的学术环境。简言之，发展基础学科，最重要的是找一批高水平的人才放在这儿，不要给他们下具体的任务指标，不要天天考核，而是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教学科研环境，这和目标导向的“有组织的科研”是有区别的。这不仅需要政策上的支持，还要足够的经费投入。
武汉大学的数理化等基础学科有辉煌的历史，现在亟须进一步提升。前不久，身为武大校友的小米创始人雷军提出要给学校捐款，我就和他说，武大更需要发展的是基础学科。最终，他同意拿出全部捐款额的三分之一，专门支持基础学科。
不过，当下确实存在一个整体的学术生态困境。国内不少学校采用“非升即走”机制，据称引自美国的终身教职制，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。真正的“非升即走”应当是高投入、高回报，学校要首先拿出很多启动经费给年轻老师，为他们提供很好的实验室平台，这种条件下，如果你还没干好，就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根据事先约定离开。
但现实是，在有些学校，年轻人来了，并没有获得多好的初始条件，对没有“帽子”的年轻人尤甚。与之相比，对有“帽子”的年轻人，很多学校提供了优厚待遇，有“帽子”和没“帽子”待遇差距很大，这个问题是短期内可能无法解决，未来只能随着学校的发展，资源的增加，逐步去解决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3年第44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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