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新：不再写与时代无关的东西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：徐鹏远

　　发于2024.1.1总第1123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2023年度学者罗新

获奖理由

　　他研究遥远艰深的学问，也关注此刻与周遭。他收拾行囊徒步数百公里，写下《从大都到上都》；也探查史料，写出了《漫长的余生》。他是一位学者，但从不困于书斋；他研究历史，却从未与当下隔绝。在他看来，历史学是对人的理性思维的训练，关心弱者、为边缘人发声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。他身体力行，一直努力用自己的责任感关照着历史与当下。

　　罗新属兔，1963年出生，所以2023年刚好是他的本命年，实岁60。除了这一点小小的特别之处，刚刚过去的一年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反而倒颇有些沮丧：“人们对2023年有很多期待，好多人喜欢用重新开始来描述这一年。但是对我来说重新开始也不是那么容易，一方面想要重新找回过去的节奏，另一方面发现过去已经真的过去了，面前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，什么都不太一样了。”他数了数自己“虚度”掉的这一年，不过是作为北大教授照常给历史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，偶尔参加一些对谈、接受一些采访，然后做了几次妨碍不大的小手术，仅此而已。

　　所幸还有一趟旅程让这一年不至于显得彻底空洞。上半年，罗新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知名旅行作家保罗·萨洛佩科一起，完成了一次500余公里的行走。这是保罗起始于2013年的全球徒步计划中的一段，罗新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这条漫长而恢弘的行程，并在保罗2021年进入中国后与之取得联系。2022年暑假，他已经陪着保罗在四川走过三个星期，一路穿行了广安、都江堰、彭州、什邡、绵竹、绵阳，意犹未尽。所以一有时间，他便又找到了路上的保罗，相伴着从陕西的延安走到山西的吕梁，又从山西灵丘走到河北易县，最后走到了北京丰台的卢沟桥。

　　只是即便如此，罗新依然觉得挺惭愧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，他从年中就准备写作的一部新书，拖拖拉拉到了年底也没能开笔。“我经常说自己这一年好像一事无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投入的时间也不算少，但似乎有一点找不到节奏的感觉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　　意外的改变

　　罗新要写的这本书，名字已经想好了，叫《康熙的狮子》。自东汉时期，中国的史籍中就有了对狮子的明确记载，作为一种非本土所产的异域猛兽，狮子不仅在古代中国享有极其珍稀的地位，更是朝贡制度的重要见证。这正是吸引罗新展开研究的兴趣所在，他想穿越历史的尘埃，去刺探传统王朝的外交与贸易。而之所以选择康熙的狮子为主线，是因为以往的狮子只有单方面的记叙，完全被描述成一种天朝荣耀，直到清朝时的这一次才在外邦的载录中留下了另一种视角。

　　清朝初期，朝廷先后下达了海禁令与迁界令，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，并将沿海居民向内迁居。这一举措严重影响到了自明朝中期开始就在澳门开展贸易的葡萄牙，于是在康熙九年(1670年)萨尔达尼亚使团来到北京，进献金剑、珊瑚、象牙、犀角、西洋镜等珍宝，希望清廷可以于封禁中给予葡萄牙以特殊优待。结果未能如愿，但康熙问到“葡萄牙有没有狮子”的这句话还是使团嗅到了一线希望。

　　康熙十一年(1672年)，葡萄牙印度总督命令东非莫桑比克城堡司令在当地捕捉了两头狮子，海运至澳门，途中死掉了一头，活下来的一头最终于康熙十五年(1676年)运抵。康熙十七年 (1678年) ，由本托·白垒拉率领的新使团再次进京，将狮子献与康熙。见到狮子的康熙甚为高兴，多次与皇子、大臣、传教士以及后宫一起观赏，并饬令和带动了京师文人竞相咏狮的一时热潮。使团的愿望也随之得到满足，次年清廷便下旨允许葡人在＂旱路界口＂贸易，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又进一步开放了澳门的海上贸易。

　　“所以你会看到过去那些经贸往来和我们现在的认知完全不一样，对中国古代王朝来说，在乎的不是经济利益，而是政治利益。”如同一把钥匙，康熙的狮子打开了罗新通向朝贡问题的秘径，他发现在这个制度背后，存在着一套扭曲的政治心态与逻辑：“(一切)都满足于体制的虚荣心，而且这种体制也必须要依靠虚荣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对朝贡问题的关注早在七八年前就徘徊于罗新的视野中了，只是出于学者的审慎，直至2020年他才豁然找到了恰切的入口。这与其2022年出版的著作《漫长的余生》几乎如出一辙，那本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，有了明确的想法以后又犹豫了将近十年才真正动笔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这些故事在被写下之前也在等待着合适的时机。四年前，当罗新决定开始创作《漫长的余生》时，他正目睹着现实中许多具体的苦难、彷徨和困惑，于是笔下的北魏宫女王钟儿成为了一个遥远时代的入口，那个时代里的离乱与悲哀又成为了眼前的一种映照。在后记中，罗新甚至直抒其意，称这本书的标准与追求皆是“关心弱者，为边缘人发声”。如今，《康熙的狮子》一样回应着他在冷眼旁观之中暗藏心底的某些激愤与彷徨。

　　虽然自1995年博士毕业后，罗新就一直待在象牙塔里，却从来都不囿于书斋。早在1999年，他就在彼时火爆的天涯论坛上创办过知名版块“关天茶舍”，开辟了互联网早期思想交流最为活跃的一方领地。只不过当初很少有人知道“罗新”是谁，更为江湖熟知的是他的网名“老冷”。罗新也没想过完全投身公共领域，网络世界里的挥斥方遒权作消遣，他所属意的仍是专业上的精进，而且在关于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名号制度的研究上，他的确正在迎来自己治学生涯中无与伦比的高产期。直到2008年，一个意外的时刻才让他改变了想法，彻底转换了轨道。

　　“那一年对我的刺激很大。本来我做民族史研究还挺得意的，但有一次同学之间的讨论当中，那些观念让我发现自己的工作都白做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下了决心，不再写跟时代无关的东西，不再写为学术而学术的东西。”那之后不久，罗新便接连出版了历史散文集《杀人石猜想》和田野笔记《历史的高原游牧》。2014年，他又推出《黑毡上的北魏皇帝》，并有意尝试将学术著作易读化。出版后的一次讨论会上，他见到了很多专业之外的人来参加，更加坚定了这种努力的信心：“是有意义的，哪怕这个书不是公众在读，但至少突破了小圈子。”

　　2016年，罗新用15天时间完成了一趟徒步，沿元朝皇帝夏日巡幸的辇路，从北京出发，经龙虎台、过居庸关、行黑谷、越沙岭，历450公里抵达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。回来以后，他把路上的见闻偶遇、途经之地的历史怀想以及种种探寻与思索，写成一本《从大都到上都：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》。作品甫一出版即广受赞誉，挣脱了学院束缚的罗新至此终于走入公众视野。

　　孤独的冒险

　　最近这些年，罗新经常会想起自己过世的老师田余庆。“如果一个事发生在他身上，他会怎么做；如果他知道我在面临一个问题，他又会作何反应？”尤其对于自己的转型，罗新不确定田先生是否会赞成，一方面“他曾经也是热血战士，或者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一面，某个时刻被压下去了，某个时刻又被唤醒”，但另一方面“他对我的评估其实好于我的实际水平，他的期望肯定是我能在专业上做得比他还好”。

　　当然，这些都只是罗新自己的猜想。不过类似的情形，现实里是有过的，就在出版《从大都到上都》之后，一些要好的朋友便善意地劝过他：“时间都花在了这上头，有点可惜。”

　　罗新认同朋友说的前半句。那本书确实花费了他整整一年时间，虽然不是每天都在写，注意力却是被完全占据的，除了必须应付七七八八的杂事，别的什么都做不了。这种体验在那之后又一再得到验证：《漫长的余生》实际写了两个月，战线则拉满三年，《康熙的狮子》已经空耗了一年，接下来不确定还会拖多久。

　　但他并不觉得可惜，因为“这个东西没有回头的余地”。罗新说，虽然以往的学术写作相对容易，那些只拿给同行看的文章，方法都差不多，“相当于拿着公式到处套”，但写了十几年，他已经厌倦了。而且他找不到新的材料，没有材料就没有新的研究题目和方向，强行做下去只能是自我重复。

　　更关键的是，就在决定转型的那一年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正在远离一个学者精力、想象力与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，“再不改弦更张，整个人就不行了”。面对身体不断败露出的衰退信号，他灰心，同时也害怕，不是怕老去的必然，而是怕“在死之前有些想说的话没说出来，想写的东西没写出来” 。

　　从根本上讲，转向公众的选择中寄予了罗新极大的抱负，他希望自己能够更直接地参与社会，能够回应时代的话题。“合格的学者就是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，而如果心有余力，应该走出自己小小的世界。让更多人从你的研究中获得灵感或者支持，这也是学者的职责。”每当念及于此，罗新又会从对老师的怀想中释然：“即使田先生在世，最后也只好接受我这个样子吧”。

　　然而，走出同业的小世界，并非纯然地意味着走向一片明朗、开阔之地。对时代的回应，有可能落入误读与执见的陷阱。对此，罗新是清醒的：“回应时代不等于迎合时代。时代是复杂的，所有的回应还是应该在学术的原则之下。”所以无论发言或者写作，他始终都坚守着一个自我标准：保证每一句话皆有来历、有支撑。

　　但即使如此，朝向公众的表达还是无法避免遭遇虚掷、曲解乃至反噬的风险。“学者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。创造性的劳动，一定是一场冒险，不一定有结果，甚至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。而且创造性劳动一定是叛逆性的，对已有结构或系统的离经叛道，所以多多少少会引起别人的不理解、不接受、不认同，创造性越强，引起的负面反应就会更大。这场冒险很大程度上还要克服各种敌意，一定也是孤独的。”

　　在这个意义上，罗新觉得他有点像是那个朝着风车与城堡不停发起冲锋的堂吉诃德，不管面对的是真相还是幻影，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和值得就够了。更何况，他从不认为自己说出过什么有分量的话，无非不愿意撒谎而已——“这绝不是谦虚，必须看到这一点，我如果看不到这一点，就是自欺欺人。”

　　未熄的火苗

　　其实年轻的时候，罗新的志向并非在于治学。他本科读的中文，最想干的事就是写小说，怎料理想青春戛然而止，最终阴错阳差地进了历史学的轨道。在那之后，他经常嘴硬，说是自己放弃了文学梦，但其实“文学像一个没有熄灭的火苗还在心里”。

　　他准备再过几年就去重拾起这份隔日的梦想。“等退休的那一年，我打算从北京走回到我出生的地方。有个电影叫《本杰明·巴顿奇事》，讲一个人生下来是个老人，慢慢变小，最后死掉。我也想用这种方式离开工作了一辈子的城市，回到家乡。这是一个仪式，也是一次回忆。”他清楚，从一个作家的标准来看，自己经历的事太少、了解的人也太少，素材贫乏，似乎能写成文学的只有真实生长的人生，其中又以少年时光最是刻骨铭心。

　　这几十年来，罗新总会想起湖北随州的那片老林场，想起自己和妹妹每隔一两周就要走着上学、回家的那条十公里的山路。尤其难忘的一幕是13岁的一个周六，端午节，母亲提着篮子在路上迎他们，他和妹妹坐在路边吃完了篮子里的粽子和鸭蛋，母亲转过天来上班时从墙上摔了下来，送到医院检查，发现已患有癌症，手术过后只活了一年零三个月。

　　不仅仅是这些私人的情感记忆。对往事的追怀中，他还发现了历史在悄然之间留下的一些蜿蜒之貌：“我们那个林场是一个国营单位，林场的工人是国家正式职工。中国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是从1968年开始的，但在我们林场，我出生的那年也就是1963年，就迎来第一批武汉知青。他们是林场招工招来的，都是高中毕业生，很多人是因为成分不好不能考大学。等我长到七八岁，他们就是林场的老工人了。林场的人大多数没受过什么教育，但因为有这些知青，林场却变成了那个地区的文化高地。他们会画画，会写各种板报，会做各种文艺宣传的演出。”

　　罗新说，虽然不一定有直接的影响，但自己的文化启蒙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这些知青的：“当时作为孩子，感觉不到这样一个特别的状态，回过头来看，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流动，在你身边突然咣当一下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氛围。”而到了他走出林场去读高中的时候，知青们也陆续离开了，辉煌一时的林场又迅速地变回了一片文化洼地。在史料里打了一辈子滚，罗新见惯了世事荒唐与命运流转，然而想起这些曾真切划过眼前的诡谲，还是会忍不住心生感慨。

　　不过在写下这些林场旧事之前，罗新还有一个挂念已久的题目尚需完成——他想写一写长城。对于他所专事的北方民族史而言，长城是一个重要的身影，如同一道分界线般勾勒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各自的领地。但学界早有人提出，长城的存在不只是为了防止北边的人进来，也为了防止自己的人出去，而他在过往研究中也发现，长城不等同于非敌即友，很多时候反而是含混不清的，许多人在两边跑来跑去，将其变成了一个灰色地带。

　　因此，罗新并不打算把长城作为一种单纯的历史景观层面去进行研究，他要把它当成一种意象，在思想意义上去讨论。

　　行走，很有可能仍旧是这个题目最终的打开方式。2019年，他在一个伊朗考古学家的陪同下，用一星期时间走了一遍当地的戈尔干长城；之后几年，他又游历了陕西和内蒙交界处的长城。未来，他会走完陕北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一千多公里的长城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再到大不列颠岛的罗马哈德良长城去看看。他想把这些不同国度、不同时期、不同制式的长城都放在一起，让书写和阅读有趣起来。

　　只是，如何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串连，他目前还没有一点头绪。或许，就像此前的作品一样，这个题目也在等待着那个属于它的豁然开朗的入口，以及那个不容回避的时机。

　　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4年第1期

　　声明：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【编辑:张燕玲】